1. 中國企業與海外市場可能還隔著一個“香港”

亞太策略研究所在《香港行業專項研究計劃2019》的專項研究中發現，由於用工成本、土地成本、供應鏈可獲取性等，香港廠家主動回歸香港的意願非常低，“再工業化”不能完全指望“製造業回歸”，有一個做傳統印刷的企業家卻找到了他創業的第二春。

公司在優化辦公環境過程中引入了國內一家服務商，他在主導這個項目過程中發現，國內生產的設備、軟件都是非常不錯，但讓這些設備和軟件達到公司訴求的過程卻非常痛苦。在交付辦公設備、調試運作流程、推動員工線上辦公過程中，國內服務商在語言（中英粵）、服務規範、工作精緻度上都與印刷公司有不少差距。

他卻在這次合作中找到商機：國內廠家有很好的軟硬件，如何滿足香港市場，甚至海外市場？3年前他從印刷公司離職，帶領一個小團隊進行創業，從原國內服務商的海外事業拓展入手，全面接管了該公司一直頭痛的海外業務，包括香港、澳門、馬來西亞、緬甸、迪拜、加拿大等，并逐步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專項產品與服務模式，例如醫療診所、投資銀行、中資海外業務等。

「一帶一路」大勢下，國內企業，尤其是製造業必定走向全球，與傳統的產品海外銷售不一樣，中國製造能力、服務能力、業務模式的的沿線輸出更具有挑戰性。中國製造業走向世界，最短缺的就是服務能力，而這個能力就在香港。可以說，中國製造業走向世界還隔著一個“香港”，這就是香港“再工業化”的一個機會：工業服務業。

2. WEF為什麼從工業革命4.0談競爭力？

世界經濟論壇主席施瓦布，將2016年召開的第46屆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WEF）年會主題定為“掌控第四次工業革命”，世界經濟進入了繼蒸汽機/紡紗機、電力/流水線、半導體/計算機/互聯網后的第四次工業革命。而《2018全球競爭力報告》更直接以工業革命4.0來重構競爭力指標。為什麼經濟的發展，競爭力的提升都從工業談起？

2.1 工業在經濟中扮演什麼角色？

2015年，中國出臺了《中國製造2025》，明確提出，“以加快新一代資訊技術與製造業深度融合為主線”，分“三步走”建設製造強國的戰略目標：第一步，到2025年邁入製造強國行列；第二步，到2035年我國製造業整體達到世界製造強國陣營中等水準； 第三步，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綜合實力進入世界製造強國前列。中國第一財經研究院的《中美貿易戰：劍指中國製造2025》指出，中國製造2025中提到的發展方向，是中國實現現代化製造強國的必經之路，但是這與西方發達國家建立起的世界分工格局相悖。中國加入高端製造將打破西方發達國家在相應領域的壟斷格局，使中國從附屬者成為他們的競爭者。

特朗普一直強調要重振美國製造業，關鍵就在於吸引到投資。此前，特朗普力推的大規模稅改法案在國內得到通過，以此吸引企業回國投資建廠。如福特公司就將位於墨西哥和西班牙的生產轉移到了國內。美國祭出的“301”條款旨在打壓對華投資，從而吸引到華投資的企業甚至其他國家的製造業企業選擇回到美國進行投資開工廠。這場貿易戰的本質是在中國製造升級的關鍵時刻，美國想通過貿易戰遏制中國製造的崛起，打壓中國在製造業領域的競爭力，保持美國的競爭優勢。

從這可知，經濟體之間的額競爭力將回歸到工業基本面，農業是人類生存的基礎，服務業是是人類的消費模式，而工業則是兩者的連接器與放大器。在資源與人口都有限的情形下，工業將是整個經濟的核心發動機，這也是為什麼從第一次工業革命開始，世界的高速發展都圍繞工業開展的原因。

2.2 為何“加速再工業化”是全球趨勢？

近20年來，歐美國家“去工業化”加速了世界工業發展重心的轉移，中國等一批新興工業化國家經濟持續高速增長，而歐美國家則普遍陷入經濟低速增長、失業率居高不下的困境。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歐美國家先後啟動“再工業化”進程，希望在新的高度上奪回工業發展的主導權。世界各國都非常清楚工業的重要性，且不說美國、德國、中國等大國對工業的重視程度，就連新加坡這樣土地資源匱乏的國家也依舊沒有放棄工業，相反香港則享受完工業紅利之後，進行了徹底的去工業化。

數據來源：世界銀行，亞太策略研究所整理

從工業增加值在GDP的佔比看，中國佔比最高，比美國和德國都高，這也是美國對中國擔憂的原因之一。而相比香港與新加坡，新加坡一直保持在20%以上，而香港在近15年來一直低於10%，並且一直在去工業化，而製造業的佔比則更少，接近1%的水平。

1900年，美國實現工業化，20世紀80年代完成現代化進程。但從20世紀80年代初起，由於放鬆了對金融市場的宏觀監管，虛擬經濟惡性膨脹，2007年爆發次貸危機。2009年初，美國開始調整經濟發展戰略，同年12月，公佈《重振美國製造業框架》，2011年6月和2012年2月，相繼啟動《先進製造業夥伴計畫》和《先進製造業國家戰略計畫》，實施“再工業化”。從奧巴馬到特朗普，美國政府一直在強力推動製造業回流美國計畫，特朗普政府強調“製造業回歸”， 不惜一切代價回歸製造業，使出胡蘿蔔加大棒的政策：要對以美國市場為主的海外製造企業和基地設在外國的美國公司徵收高達35~45%的關稅和罰款，另一方面，對投資或回流美國的製造企業，聯邦、州、市、鎮政府在土地、稅收、公共設施服務等方面給予巨大的優惠。

同樣，緣于2008年金融危機導致的經濟危機，工業強國德國提出工業4.0，當時德國提出，工程和製造業等核心行業要做出改變，變得更有效率，才能夠渡過金融危機。德國服務業崛起也正是在製造業的帶動下發生的，德國公司會在出售製造業產品和設備的同時，提供與之相配套的技術培訓、技術解決方案和售後服務等，這正是我們當前提倡的服務型製造。

2015年11月，香港特區政府組建 “創新及科技局”，喊出了“香港‘再工業化’”的目標，從基礎設施、研發技術、財政支持、人才培訓四個方面推進落實“再工業化”進程。2018年香港超半個世紀以來首間環保紗廠在大埔工業邨正式落戶，對香港創科及“再工業化”起到鼓舞作用。在最新一年的施政報告中，在“再工業化”上開展了實質的計劃，包括「再工業化資助計劃」，「工業邨建設」，「科技專才培育計劃」等。

顯然，香港的“再工業化”不可能重溫上個世界70、80年代的工業繁榮，更應面向香港當前特點發展工業，德國的工業4.0的提出得益於一是德國智慧製造積澱深厚，以西門子公司為代表的德國企業不斷提高生產自動化水準，並較早探索智慧製造。二是德國構建了良好的政產學研合作框架，推動先進製造理念的發展與成熟。三是德國通過高端製造業，實現工業與服務的融合，把服務帶到全球。香港的“再工業化”必須在香港服務能力、國際貿易中心、粵港澳大灣區、中國製造業發展等背景下來推動。

3. 大灣區規劃推出給香港工業帶來什麼機遇？

3.1 “紗廠回歸”能否成為常態？

香港首間環保紗廠龍達紡織有限公司環保紗廠獲得特首的高度肯定，從某種意義上，政府在鼓勵製造業的回歸，但從紗廠的運作看，環保紗廠並不是傳統製造業的簡單回顧，則是新技術的應用，將是一個新的業態。

在調研中發現98%不願意回來，只有2%的廠商願意將公司部分或全部活動搬回香港，而不願意回來的原因主要是土地和勞動力昂貴且不足，缺乏深圳類似的生態與供應鏈等。所以回顧不可能是常態，但新工業可以不斷出現，正如愛立信大中華區Mr. Michael Lee所說，因為市場太細, 有技術但能否恰當使用加上成本問題都是因素，另外，地域太少, 資源回報相對成本可能不夠吸引, 成效不高。

而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從加快發展先進製造業，培育壯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大力發展海洋經濟四個維度構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產業體系。而對於香港，應該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功能，推動金融、商貿、物流、專業服務等向高端高增值方向發展，大力發展創新及科技事業，培育新興產業，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打造更具競爭力的國際大都會。

在製造業回歸不能成為常態下，先進製造業及面向先進製造的現代服務業則可以成為香港的常態。相當於把香港放眼大灣區，探索德國工業4.0的高端製造業與工業服務雙向發展與輸出的模式。

3.2 “中間人”價值如何體現？

在“一帶一路”的倡導下，香港特區政府一度將香港定位為“超級聯絡人”，這種“中間人”的定位將出現本質的變化。在“去中介化”的共享經濟時代，中介價值在不斷被替代，香港需要重新思考。亞太策略研究所在早前研究中指出，隨著內地開放程度的深化，甚至自貿區的建設，香港這個「中間人」作用已經逐漸在減弱，如果香港依舊單純把自己定位成自由貿易的窗口，那麼必將逐漸失去灣區建設帶來的紅利。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出台，“跳出香港來發展香港”將進入實質階段，香港總商會大灣區工作小組召集人余鵬春指出，大灣區大有能耐為香港的發展提供新動力。早前研究指出，服務業占93%的香港沒有理由不重視服務創新，政府已經進入科技創新的主導者角色，而在另一端，企業應該從服務層面以服務創新反向驅動科技創新與工業發展。技術、人員、資本等服務成為德國製造業向全球推廣的關鍵，這就成就了西門子、大眾汽車等全球品牌。而中國內地、大灣區的高端製造業要進行推廣，同樣需要全球化服務的能力，香港企業憑藉其海外營商經驗，可助帶領大灣區的公司“走出去”。開篇的例子說明，內地企業要價值輸出還是有著很多瓶頸，香港有著天然的優勢和機會。

4. 香港在“再工業化”將迎來什麼質變？

4.1 不再是“中間人”，你就是創造者、生產者、服務者

在“再工業化”進程中，香港不可能快速進行工業回歸，也不可能瞬間冒起眾多的高新企業，在大灣區中合作發展，將會迎來產業的質變。很顯然，先進製造業將是大灣區的重中之重，在天時地利上，香港不是製造業的工廠所在，也是不具備完整的供應鏈體系。但有著其天然的優勢：其一，香港卻有著金融、物流、航運等優勢；其二，香港企業經營環境及經營經驗上一直是全球最優的，尤其是外商經營經驗；其三，香港對知識產權、法律訴訟等方面還是有著與先進國家接軌的能力。

基於以上，香港在先進工業上不再是“中間人”，更應是驅動者，從研發創意、到生產經營，到服務輸出。最近調研一家超過50年歷史的貿易代理商發現，其已經從傳統的代理商，衍化成一家聯通上下游的供應鏈整合商。其CEO在訪談時指出：“我們作為代理商，必須不斷談更多的品牌進行代理。”“但是如果我們只是作為代理商，除了香港式的服務質量外，我們沒有太多競爭力，我們進入內地和東南亞開店的時候已經碰到這種情形。”“我們必須依據這種代理服務能力，從上下游整合，我們現在有自己的品牌，有自己核心的工廠，以及物流，基於這些我們才能做大現在幾百億的規模，否則只能小打小鬧，甚至很快被人淘汰。”

CEO指出，我們必須求變，不是求量上的增加，內地的開放給了我們機遇，我們可以進入內地市場的同時，也可以將內地優秀的產品帶向國外，所以我們也代理不少內地的產品。但是內地的產品要進入海外，還是需要更多的服務，其一，我們來經營，可以給海外買家信心；其二，我們在提供產品同時，可以提供配套的服務，而且這個是無障礙的；其三，我們還配套相關的業務來完善他們的產品，例如我們自己開了一家包裝工廠，對產品進行針對性包裝，會根據買家的文化特色進行包裝。

4.2 “再工業化”的新產業形態：工業服務業

香港“再工業化”進程有四大方向，一是扭轉“去工業化”的趨勢，推動工業研發、工程設計及高增值產業；二是釋放人力資源或勞動力，從事高增值工作或工序；三是協助現有行業利用創新及科技升級轉型；四是創造新的先進製造業及完整的產業鏈，如生物醫藥、機械人技術、智慧城市、金融科技等，並制定相關的發展標準和平臺。

從現狀與未來定位看，很多人建議香港仿效新加坡推動外向型的工業，當然新加坡的成功有外向型工業有很大的功勞。但外向型企業往往容易受全球經濟的衝擊，臨近經濟的直接衝擊，例如依斯干達特區給新加坡衝擊非常大。所以香港可以不要限制自己來單純發展外向型工業，恰好大灣區的規劃是相關發展工業的最好契機。所以香港“再工業化”更應該是融合大灣區，創造新的先進製造業及完整的產業鏈，制定相關的發展標準和平臺，并為全球提供高質的自有產品和專業服務，在這方面，香港可以深入學習德國公司，在出售先進製造業產品和設備的同時，提供與之相配套的技術培訓、技術解決方案和售後服務。

我們姑且將這種服務定義為：工業服務業，它涵蓋生產性服務和消費者服務，一方面通過管理經驗和標準化制定指導生產過程，另一方面實現工業產品與消費者的連接，以更專業的服務來滿足消費者對產品的需求。

在大灣區背景下，香港透過工業服務業可以打通市場、研發、生產、服務等各個環節，實現工業化：

• 其一，市場不再限制于香港本土，更是大灣區，及中國內地，同時有面向全球。
• 其二，研發投入這個多年短板可以補強，粵港澳三地的研發投入將呈現指數級上升。
• 其三，製造業回歸的人才、土地、供應鏈配套影響因素得到很大的改善，甚至泛珠三角的生產要素可能被激活。
• 其四，先進製造業服務將成為高速崛起的行業，將是香港“再工業化”的核心抓手。

基於工業服務業的思路，香港將“中間人”轉化為工業“使能者”，成為粵港澳三地協同效應的引擎，因為它可以捕獲全球最先進的技術資訊、獲取全球消費者的需求，同時具有全球認可的企業經營經驗，確保消費者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