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格局在變,香港創新深受挑戰 |
亞太策略研究所發現世界經濟論壇將於明年競爭力指標將進行相應的調整,指標將由基礎環境、人力資本、市場、創新生態四個要素組成。從指標的調整看出,除了繼續看重生產力要素外,所有指標更傾向前瞻性與創新性,其中創新生態由原來兩個指標增加至四個指標:包括技術應用、潛在市場規模、商業動態性、和創新能力。而香港,近年來創新生態一環一直相對其他指標弱,這一調整將可能令到明年香港的競爭力跌出前十名,甚至還會跌至更低名次。
2016年9月28日,世界經濟論壇(WEF)發佈最新的全球競爭力報告,在138個經濟體中,香港排行下跌2位,排行第九。無論是政界還是業界都發出不少的聲音,對香港經濟前景表示擔憂,然而縱觀香港經濟的發展,實力依舊強大,但也有不少環節急需加強,尤其是創新方面。
1.1 經濟競爭力排行在下降,實力依舊強大?縱觀世界經濟論壇近10年的全球經濟競爭力報告,香港從2007年的排行第十二,上升到2013至2015年連續3年的排行第七,而2016的下跌至第9位。香港特區政府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認為香港仍是個很有競爭力的地方,但需要增加市場活力和多元化,希望香港一方面要瞭解自己的競爭力在哪裡,另一方面也要參考此類報告,以加強香港在其他方面的發展。嶺南大學經濟系兼任教授何濼生認為本港經濟以服務業為主,創意產業相對較少,因此創科研究也相對較少,競爭力不及於人,情況可以理解。冠域商業及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關焯照教授關注多年來在創新相關分數及排名持續落後,如果香港真正要挑戰頭三位,在相關領域要作出更大投資。
數據來源:亞太策略研究所整理
早在5月30日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社會科學出版社與中國社科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共同發佈《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2016》中,香港依舊落後於深圳,位於第二,但從著眼于未來發展潛力的可持續競爭力角度觀察,香港依舊排在中國城市中的首位,在中國宜商城市競爭力排行中,香港仍牢牢佔據第一。
香港之所以落後於深圳,中國社科院此案經戰略研究院院長助理倪鵬飛表示,深圳綜合經濟競爭力領先的根本原因在與深圳轉型升級初步成功,實現了科技創新驅動發展;深圳擁有了在中國深圳甚至新興工業國際的創新驅動的先發優勢,即使與發達國家科技城市相比,也有自己的比較優勢。
而同日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公佈的《2016年世界競爭力年鑒》顯示,香港超越美國,成為最具競爭力經濟體。而且已經連續10年都排行前5。國際管理發展研究院世界競爭力中心主任阿圖羅•布裡斯認為,一貫良好的商業環境是香港競爭力上升的主要原因。
數據來源:亞太策略研究所整理
縱觀以上三個機構的排行,香港在全球經濟體中還是顯示出強大的競爭力,但在香港在創新競爭力上依舊是軟肋。
在最新的世界經濟論壇競爭力報告中,香港競爭力除市場規模外,商業成熟度和創新得分最低,而且報告也明確指出香港創新能力是最大的不足,無論是產學研、企業的研發投入,高質量的研究機構與高端創新人才,還是政府創新採購得分都低於4.8,排在20名之外。
數據來源:WEF
從世界經濟論壇發佈近10年的報告可以看出,在創新方面,香港一直排在亞洲發達經濟體之後,遠遠落後於傳統亞洲四小龍的新加坡、台灣、韓國。其中台灣,新加坡在創新上相對突出,其中台灣在企業創新研發投入和產學研研發投入上比較突出,而新加坡則在政府創新採購上位列世界前五。
數據來源:亞太策略研究所整理
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美國康奈爾大學、英士國際商學院聯合發佈的 《2016年全球創新指數》也顯示,香港創新排名位連續兩年在前十之外,落后于新加坡和韩国。報告中指出雖然整體創新投入位於全球第二,在教育分支柱中兩項指標的排名有所上升,但教育支出(第89 位)和學生人均政府教育支出(第60 位)都有改進的空間。同時創新產出上,嚴重落後,位於全球的25位。
而在創新指數排行上,香港也一直在走下坡路,反觀新加坡和韓國則穩步上升。
數據來源:亞太策略研究所整理
從兩個報告中的創新指數分析可知,香港創新能力相對不足,如果香港希望在經濟競爭力上有所提升,甚至立足前列,創新投入不容忽視。
世界經濟論壇一直強調發達經濟體更多是屬於創新驅動型的,而且更把營商環境和創新的評價權重有所側重。但在第四次工業革命時代,各種技術和商業模式的突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激增,人機技術、共享經濟、按需生產等模式顛覆對當前經濟形態,迫使不少經濟體重新審視經濟策略。自動化和數字化對製造業、服務業帶來革命性變化,全面提高效率、優化物流,使得價格更為透明,競爭更加明顯。無論是對經濟體或者體內企業本身都提出了挑戰,包括技術與商業模式的創新將是經濟競爭力更為核心一環。
根據經濟發展的支點的轉移,世界經濟論壇基於現有評估體系,結合第四次工業革命對競爭力的要求,將對經濟競爭力評估體系進行全面的優化,強調創新生態的重要性。
2016年初世界經濟論壇達沃斯年度會議談到,即將到來的數字科技正極大地暗示著世界經濟的結構會發生改變,這次革命的驅動力是自動化和基於知識的工作的不斷擴大。通過創造出新方法來部署虛擬勞動力以便將基於知識的任務自動化,我們正在重塑人類和機器生活和工作的方式,以構建一個更好、更強大的數字經濟。
世界強國都也紛紛展望工業未來,其中德國政府2011年11月公佈的《高技術戰略 2020》中的一項戰略,旨在支援工業領域新一代革命性技術的研發與創新,保持德國的國際競爭力。無論是德國的工業4.0,中國製造2025戰略,還是美國的工業互聯網戰略,都是為了迎接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到來。在最新的競爭力報告中,世界經濟論壇再次強調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到來,互聯網技術、人工智能、數字化技術、新材料等將使得經濟模式發生質變,實現研發、生產、物流、服務等全工業環境的智能升級,萬物互聯、共享經濟等商業模式加速社會生產力的優化,從而生產基礎要素從信息技術向智能技術轉變。
世界經濟論壇結合第四次工業革命特點,對經濟競爭評價體系提出四個思考:一是雖然評價生產力的難度越來越高,但其依舊是經濟繁榮的主要驅動力;二是技術對經濟影響比以往都快,因此評價以未來競爭力為中心;三是創新不限於技術,更涵蓋商業模式等,存在於社會的方方面面,其定義已與以往不同;四是資訊和通信技術基礎設施越顯重要,因為他是其他要素的基礎之一;五是經濟體的劃分可能不再是貧窮、發展中、發達這樣的等級劃分,界限越來越模糊,層級可能越來越多。反觀過去十年,從全球角度來看,各經濟體開放程度的下降正在威脅全球增長與創新,因為各經濟體對技術、國際商品和服務貿易的開放程度與其經濟增長和創新潛力直接相關。我們認為世界經濟論壇這個思考,一方面體現了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對經濟體戰略定位的訴求,另一方也為當前經濟體應對第四次工業革命提供了新思路。
自1979年起,世界經濟論壇每年都會發佈一份全球競爭力報告。競爭力報告由哈佛大學著名教授波特牽頭,按照波特的國家競爭優勢論,國家有3個發展階段:第一個是依賴自然要素的階段,第二個依賴資本的階段,第三是依賴於創新驅動。2007年,薩拉•馬丁對指標體系進行優化,設計出新的「基本條件」、「效率提升」、「創新與成熟度」因素三大類12個支柱。而在這三大類因素中,創新驅動型經濟體,在創新與成熟度指標上評價佔比是30%,基本條件、效率提升分別佔比20%和50%。
在2017年關於競爭力評價指標,世界經濟論壇將進一步完善,更突出創新。指標體系將由「使能環境」(Enabling environment),「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市場」(Markets),「創新生態」(Innovation ecosystem)四大類共12個支柱。其中使能環境強調是否有健全的機構,擁有國家發達的基礎設施,以及強大的宏觀經濟條件,共同決定的公司經營環境(三個指標);人力資本重點關注健康的勞動力和技能(兩個指標);市場主要圍繞企業可以依靠產品、勞動力和金融市場上找到他們所需要的生產要素,以及快速應對行業格局的變化(三個指標);創新生態主要評估影響創新的技術吸收、市場規模、商業動態、創新能力(四個指標)。
從指標體系的變化上看,很明顯對創新無論從定義和評價上都變化最大,相信在比重上也有所側重。根據當前的創新戰略與經濟發展思路,香港在創新生態的各個組成部分中都不佔據優勢,而且在歷年的創新評價都獲得相對較低的得分,香港經濟競爭力受到巨大的衝擊。
數據來源:WEF報告
在競爭力評價中,香港創新指標低至4.80分,在排名前12經濟體中,只有香港在創新指標得分低於5分。在明年新的評價指標體系中,創新生態由原來兩個指標增加至四個指標,其權重必定增加,而香港在這方面得分相對較低,會直接將香港整體競爭力得分拉低,無法進入前十名。
這個調整是經濟發展方向性的調整,對于香港,以及類似的新加坡、韓國、台灣等都有重大影響,其中新加坡在新的商業動態與創新指標排名都跌出前十。說實話,排名不是很重要,但必須看出未來經濟的立足點所在,否則將會被其他經濟體拋遠。
世界經濟論壇最新發佈的競爭指標體系(GCI)與環球創新指數體系(GII)有一定的共性,從創新的定義上,都強調技術及商業模式的創新及對經濟的推動;從評價的角度看,都強調創新的政策與商業環境、創新資源的投入與產出等。GII由於主要聚焦于創新評價,所以更細化到不同領域的創新,包括技術、產品、創意、文化等,其中也包括互聯網投入的貢獻,而GCI在新的體系雖然沒有細化到具體領域,但同樣引入了互聯網用戶數、創意產出、國際品牌等指標。
從新的指標測算看,無論是臺灣 ,日本 ,韓國,還是新加坡,在創新上多项排名都跌出前十:包括「教育和技能」(Education and skills)新加坡 14,韓國,22, 日本 26,臺灣 32;「商業活力」(Business Dynamism)新加坡12,臺灣 16,日本 20,韓國22;「創新能力」(Innovation Capacity)臺灣11,新加坡 13,韓國16,日本19。雖然沒有將香港納入測評,但從香港以往在創新上與亞洲領先的對比看,排行也是不容樂觀的。例如新加坡在原體系中的「高等教育與培訓」排行第1,在合併成「教育與技能」指標下,排行下落到第14,香港此指標在原體系排14,那麼在新指標中將更落後了。又比如,新加坡在創新能力上由第9下落到13,而香港原來排行僅在27,其中尤為短缺的是對研發的資金投入,根據統計處統計,「研究及發展開支相對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在2010-2014年每年都不超0.75%,新加坡2014年也達2.2%之上。一般情況下發達經濟體這個比率都在2%以上,而發展中經濟體則在1%以下。
從全球看,新的指標體系下,歐美依舊具有很強競爭力,尤其是瑞士,在原體系中創新能力優勢明顯,在新的體系中,將同樣得分很高,例如「企業創新投入」、「產學研研發投入」等。在教育和技能方面,丹麥、紐西蘭等將位列前位,丹麥也是唯一一個將計算機科學教育納入小學課程體系的國家,足見其對科技的重視程度。
在使能環境指標和市場指標上,相信香港還是依舊戰略明顯的優勢,根據以往的評價和對比GII的指標,在「機構完整性」、「基礎設施完備性」、「產品/人力/資本市場效率」上都應該排名靠前,尤其是「資本市場效率」。
原來的基礎性競爭優勢依舊保持,但創新競爭力相對不足,而且在新評價體系更側重創新的前提下,香港經濟競爭力排行恐怕目前的第九難保,難免明年將跌出前十。
香港政府一直也在強調創新對香港的重要性,2015年啟動「科技創新之年」,創新及科技局在2015年11月成立,旨在推動創新及科技發展,同月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宣布在香港成立全球首個海外創新中心,舉辦首屆「互聯網經濟峰會」,探討未來互聯網經濟發展方向及策略。
2016年科研投入也在增加,宣布投放超過180億元推出一系列措施,全方位推動創新及科技發展,包括:發展高增值創科產業;鼓勵大學及私人企業進行研發;支援初創企業;幫助中小企升級轉型;建設香港為連通的智慧城市;培育創科人才;以創新及科技改善市民生活等。
但政府和企業的研發投入都排在大約30位上下,比率不足1%,遠落後於新加坡、台灣、韓國、甚至中國大陸。這或許與香港創新遠景與戰略不明朗有關,新加坡2015年發佈《2025年資訊通信媒體發展藍圖》明確「智慧國」的戰略思路;2015年,臺灣「行政院」通過並推出了一項重大產業政策,即「生產力4.0方案」,對臺灣未來的經濟發展和產業轉型方向做出前瞻性的設計,2016年新政府推出5+2創新產業及「亞洲、矽谷推動方案」。韓國2013年起,組建未來科學創造部,推動「創造經濟」戰略,將集中培育科學技術與資訊通訊技術(ICT)新產業,從而實現「創造經濟」與「國民幸福」。
香港希望在「機械人技術」、「健康老齡化」和「智慧城市」三個領域將科研成果廣泛應用和商品化,推動經濟,改善市民生活質素。有了初步的規劃,但整體推進的路徑不是很清晰,回顧施政報告和預算案的關注度,雖然都有篇幅針對性介紹科技與創新,並且也投入響應的財政預算,但在業界重視度也不是很足,僅有科技界表示關切。至於如何實現智慧城市,香港需要構築屬於自身的創新模式與通達目標的長遠規劃,不能僅僅停留在年度性的規劃。
每個經濟體都有自己的特點與優劣勢,創新本身也沒有成熟之路可走,由此香港必須定位自己的創新遠景,走出自己的創新之路,把核心資源用在關鍵路徑上。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借鑒其他優秀創新型經濟體的實踐模式,例如在戰略定位上,香港是否與新加坡、瑞士等經濟有共性?新加坡的「智慧國」戰略,是否會給香港的「智慧城市」領域有所啟發?芬蘭、丹麥的人力培養是否值得學習?
我們可以找到一些列優秀的創新實踐,如果沒有自己的戰略,這種模仿往往最後「四不像」,香港還必須真正認識自己所處的社會環境、地位、與優勢點。香港作為一個宜居的現代化經濟體,智慧城市、服務民生的創新是本質訴求;香港又作為一個經濟要塞,在金融及基礎研發上有著歷史性的優勢,同時也是人才聚合的地方,更需要利用資源優勢,專項性引領創新,例如金融創新、生物技術創新、通訊基礎研發創新。香港還是一個亞洲,尤其是中國內地面對全球的地域與貿易與資本優勢,可以藉助「一帶一路」策略,形成全球技術創新對接器的核心。
把以上可以理解為香港的「智慧城市+創新源地+創新對接器」的 「1+1+1」創新戰略,在這個思路下香港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彌補自身的不足與發揮最大創新價值。
雖然香港制定了一系列的職業教育方案,例如成立「推廣職業教育專責小組」進一步推廣職業專才教育,推動「商校合作計劃」,「香港副學位畢業生升讀華僑大學銜接學位課程的試行計劃」,「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等,同時借助「一帶一路」設立「一帶一路境外升學獎學金」、「一帶一路交流資助計劃」或其他舉措,但總體情況下教育水平還略顯不足。
根據2015年GII的評價指標,香港在「高等教育投入」(Expenditure on education % GDP)上排行全球89,「中小學教育投入」(Gov’t expenditure/pupil, secondary, % GDP/cap)排行全球60。而在GCI指標中,「小學入學率」(Primary education enrollment rate net %)排行76,「高等教育入學率」(Tertiary education enrollment rate gross %)也僅排行28。從這些指標可以看出,香港內生性創新的人才的儲備必須重視。
另外,香港其實是一個人才匯聚的地方,但它卻不見得是一個人才創新的地方。香港從2006年開始推行「優秀人才入境計畫」旨在吸引高技術人才或優才來港定居,藉以提升香港的競爭力。但實際引進的優秀人才其核心貢獻不在香港,而依舊是在其原籍地,而且引進的高技術人才並未有突出的貢獻,這或許是需要反省的。從GCI的「科學家和工程師的可利用性」(Availability of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指標上,香港也是排名靠後43,GII指標中的研究人員佔比也排行27。
由此,內在培養與優才引進的策略必須進一步優化,確保能自我培養人才的同時,引進的人才也能為香港做出相應的貢獻。
雖然香港每年的施政報告或者財務預算都強調研發創新的重要性,創新及科技局的成立,科技園一二三期工程先後竣工,瑞典卡洛琳斯卡醫學院2015年2月決定在香港成立卡洛琳醫學院中國/香港中心,美國康奈爾大學也和香港城市大學合作,培育動物醫學方面的專才,美國芝加哥大學布思商學院2014年在香港開設分校等對創新有著重大的推動,180億元相比以往都有所增加,但從研究及發展開支相對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不到1%看,重視遠遠未夠。
根據GII評價,香港在「研發支出總量」(GERD performed by business, % of GDP和GERD financed by business, %)比例都較低,排行全球41與23位。在GCI的評價中,「企業研發投入」(Company spending on R&D)和「產學研研發投入」(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in R&D)排行都落後,分別為34與22。所以研發投入需要加強,同時還必須針對性進行投入,例如金融創新、生物醫療、甚至通訊研究等在香港都有較好的創新基礎。
中國政府推動的「一帶一路」戰略,給香港「二次騰飛」提供了巨大的機遇,香港作為港口地理要塞、金融互通要塞、貿易進出口要塞、文化互通要塞,同時在軟體和硬體上具有不可取代、難以複製的特殊優勢。這些優勢第一個層面,是香港引進高端創新人才的基礎,對打造創新源地戰略提供智力保障;第二個層面,更有利成立香港構建創新創業基金,或者吸引海內外投資,為本土創新乃至全球化創新提供資金保障;第三個層面,作為全球最宜商的經濟體之一,「一帶一路」戰略下可以湧現不一樣的香港商業模式創新;第四個層面,「一帶一路」戰略帶動下,香港必然會轉變過時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實現「先破再立」。
在智慧化城市建設上,政府已經在努力推動,但這個對于香港來說不是與世界競爭的制高點。由此必須加強人力資源優勢,加大研發投入,藉助「一帶一路」戰略,全面發揮香港現有軟硬件優勢,尋找創新競爭力的制高點:創新源地與創新對接器。
創新源地需要結合香港歷來優勢,就像台灣優先發展電子資訊、金屬運輸、機械設備、食品、紡織等五個領域,韓國就定位在ICT,新加坡重點在高科技電子產業等,而香港在生物醫療、金融貿易、通訊基礎等領域都是可以有重大突破的。
創新對接器需要香港結合「一帶一路」戰略與內地「創新紅利」,發揮要塞作用,健全對接器的各方面功能,讓更多海內外創新基地進駐,一方面彌補當期創新投入與配套的不足,另一方在這大環境下二次拓展創新源地的新領域。
第四次工業革命下,全球加速進入創新驅動時代,技術與創新成為核心競爭力無可厚非。世界經濟論壇也將對競爭力指標體系進行調整,尤其側重創新。而香港競爭力的短板正是創新,如果香港在創新上沒有新的變化或改進,整體競爭力極可能跌出前十,而在未來世界的競爭中優勢會越來越弱。
香港作為世界最發達的經濟體之一,要實現經濟的「二次騰飛」以及持續立足世界前列,在繼續加強教育及人才資源優勢打造創新源地之外,還必須加大創新研發的投入,藉助卓越商業環境、以及「一帶一路」要塞的得天獨厚優勢,發揮香港作為創新與市場對接器的功能,與全球發達的創新經濟體實現無縫技術與商業的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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