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幸福指數香港排名料再度落後,社會公平極需關注
聯合國將於3月20日發佈新一年度幸福指數報告,除在原有的人均GDP、社會支持、預期健康壽命、個人自由、慈善捐贈和清廉程度六個指標的前提下,聯合國將更關注「社會公平性」。亞太策略研究所預料香港的人均GDP、清廉程度等指標上雖然將持續佔優,但香港社會各種不平等因素日益嚴重,使香港整體指數得分應再次落後亞洲四小龍。
聯合國將於2017年3月20日發佈新一年度幸福指數報告,在去年《2016全球幸福報告》 (Helliwell, Layard, & Sachs, 2016)中,香港在156個國家中排名75名,遠遠落後于亞洲的新加坡、泰國、台灣、馬來西亞、日本、韓國等。去年報告首次使用幸福感差距(Standard Deviation of Happiness)來代替收入差距,除經濟因素外,還包括了自然、環保等可持續發展的因素。而香港2016年指數排名則相比2015年下降了3位。
在香港,不同層面的市民對幸福的感知不一樣,高端收入者明顯感覺到近年來收入水平是在上漲的,而中低端收入者則覺得生活越來越不易。我們通過研究發現,香港近年來人均GDP都在上漲,而且漲速也相對樂觀,但人們卻沒有感覺明顯的幸福,甚至在貧窮線上的家庭不減反增。從中可以看出,在香港社會公平性相比財富增長更能影響市民的幸福。
1.1 香港人均GDP增長優於鄰近經濟體縱使有不少人感覺香港經濟不太理想,但從世行的數據顯示 (The World Bank Group, 2017),縱觀過往40年來,香港的GDP增長還是相對樂觀的。儘管21世紀的前十年經濟發展受兩次金融風暴和SARS影響,在人均GDP上的增長也不錯,過往10年也增長近50%,並不比以往差多少。
數據來源:世界銀行,亞太策略研究所整理
相比亞洲四小龍的新加坡,香港卻有明顯的不足,近十年來,新加坡GDP增長近乎翻番的98.07%,而香港僅有59.78%。但在人均GDP上,差距就沒那麼明顯,新加坡57.50%,而香港則為49.97%。
相比同是亞洲四小龍的韓國,香港近10年的GDP與人均GDP增長都完勝韓國,韓國GDP增長36.18%,低於香港的59.78%。在人均GDP增長上,韓國10年增長僅僅30.14%。
相而相比日本,由於日本經濟持續低迷,而且受311大地震等影響,日本無論是GDP和人均GDP都是負增長。
從2012年到2016年這幾年聯合國發佈的「全球幸福指數」看来 (Helliwell, Layard, & Sachs, 2012; Helliwell, Layard, & Sachs, 2013; Helliwell, Layard, & Sachs, 2015; Helliwell, Layard, & Sachs, 2016),香港在全球排名中不斷下滑,最高排名64,而在2016年則下降到75名。2012年第一次推出指標體系,亞洲其他幾個經濟體的排名都在50名後,但經過5年的努力後,亞洲其他幾個經濟體排名都在50名之上,尤其是新加坡在向創新驅動型國家轉型和確保社會公平公正國家戰略下,幸福排名更是在2016年排至全球22位。
數據來源:世界銀行,亞太策略研究所整理
比較近兩年「亞洲四小龍」幸福指數排名,香港已經是排名最低,由2015年的第72位下降到2016年的第75位。相反地,新加坡、台灣則分別上升2位和3位,位列第22位和第35位。韓國雖下滑但依然位於第58位,高出香港17位。不只是排名下降,對比2008金融海嘯前後四小龍幸福指數實質的變化,韓國增加+0.295分、台灣增加+0.190分、新加坡增加+0.099分,唯有香港減少-0.053分,代表只有香港人覺得越來越不夠幸福
香港的排名下降與聯合國幸福評價指標側重與社會公平有著密切相關,尤其是在2016年的報告中明確指出,幸福指數將更關注社會公平,包括收入,健康,教育,自由與正義的公平性,簡單的收入增長並不會直接帶來幸福指數的提升,意味著社會上層經濟發展並不代表一切,聯合國更強調經濟成果公平分配。聯合國將發佈新一年的幸福報告,雖然香港的人均GDP、清廉程度等指標上將持續佔優,但香港社會各種不平等因素日益嚴重,使香港整體幸福指數在2017年得分非常可能再次落後「亞洲四小龍」。
《世界幸福指數報告》始於2012年,前3期報告分別與2012年、2013年、2015年發佈。前幾期的報告,通過GDP、人均壽命、慷慨指數、社會支援度、自由度和腐敗程度6大元素反映出社會的整體幸福程度。而在2016年的報告中,首次使用幸福感標準偏差(Standard Deviation of Happiness)來分析幸福的變化,而且強調在未來除經濟因素外,將更關注社會公平、自然、環保等可持續發展的因素。
雖然GDP及人均GDP都在增長,但是香港不少市民反而感覺生活越來越不易。一方面這與香港市民需求的變化有著很大的關係,根據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某一層次的需要相對滿足了,就會向高一層次發展,追求更高一層次的需要就成為驅使行為的動力”,也就是說收入增長後市民的追求有所變化,不在僅僅局限於生存、安全、社交,可能更關注受尊重與價值實現;另一方面,香港生活成本持續上漲,貧窮家庭不減反增,《南華早報》顯示 (South China Moring Post, 2017),香港市民支付完一居室後可支配收入為負數,可見生活壓力之大。
《2016全球幸福報告》指出,GDP等經濟數據強勢不見得市民就會幸福,美國GDP多年來都是全球第一,但其幸福指數也僅排在13位,遠低於丹麥、瑞士等國家。這與美國的社會幸福不平等性密切相關,其中美國基尼系數2014年高達0.411,而且一直都0.4之上。
從世行的經濟數據得出,香港基尼系數於2011年早已高達0.537,而新加坡基尼系數到2014年只為0.464,台灣為0. 336,韓國為0.302,大陸也只有0.469。香港收入分配差距已超越了警戒紅線,處於收入差距較大行列,經濟成果的分配嚴重不均衡。收入不均會容易造成兩極分化,財富集中于少數人手裡,而窮人則越顯貧窮。
縱使以上分析香港經濟在不斷增加,2011年到2015年人均GDP增長19.95%,但香港貧窮家庭數目不減反增4.4%,由此可知香港社會的不公平性日益嚴重。《經濟學人》數據顯示 (The Economist, 2016),2015年香港「生活成本」遠高於紐約,排在全球第三。而亞洲其他城市,只有新加坡高於香港,首爾、東京、台北都低於香港。而在過去十年中,香港生活成本在不斷上漲,而首爾、台北等都在快速下降。
《南華早報》數據顯示,在支付完一居室後,東京、台北、新加坡等大城市,市民可支配收入都有盈餘,而香港卻為-215美元,可見香港當前的收入與房價比,簡直是杯水車薪。而2017年特首候選人都非常關注房價與市民住房問題,葉劉淑儀主打的政綱將是房屋土地供應;而層擔任香港發展局局長的林鄭月娥在競選政綱中也提出加快興建房屋,解決置業難和居住環境差的問題;無獨有偶,曾俊華也在政綱中提及:為60%的香港市民提供公營房屋作為居所。
數據來源:世界銀行,亞太策略研究所整理
從以上的分析可知,香港市民衣食住行的需求中,房屋問題成為核心訴求,而高房價及供應不平,造成大量市民無法幸福地生活在香港。Global Property Guide的數據也顯示,香港島的房價高居世界第三,僅次於摩納哥和倫敦,遠高於紐約、東京、巴黎等城市 (Global Property Guide, 2016)。
香港社會不平等問題的嚴重性從歷屆特區政府的相應策略可見一斑,包括「重設扶貧委員會」,「增加政府社會福利的經常開支預算」,制定官方「貧窮線」,推出「最低工資條例」等。2017年政務司司長辦公室發佈的《扶貧工作及退休保障-進展和願景》中指出,要紓緩貧窮問題,政府必須推動均衡經濟發展,讓不同階層市民透過參與經濟活動共同分享發展成果。
遙不可及的房價使年青人覺得缺乏公平的起跑線,自然很難感到有可規劃的將來。顯然在社會公平上我們還可以做的更多,例如:可以透過「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模式,共享社會閒置資源,照顧資源短缺社群。其實香港已有團體,號召富有的香港私人業主提供物業,以市價兩至五成的租金租給低收入單親家庭。
社會利益的公平分配,弱勢市民的幫扶工作在香港刻不容緩,然而聯合國更希望各個經濟體系能立足于解決當前問題外,更從長遠角度思考市民的幸福。幸福是通過聚焦於經濟,社會和環境多層次的目標完成, “好社會”應著眼于經濟的繁榮,社會的包容,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Helliwell, Layard, & Sachs, 2016)。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解決方案網絡(UN SDSN),並且為此制定了「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評價指數,來跟蹤每一個國家的社會進步與幸福。
數據來源:互聯網
「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旨在轉向可持續發展道路,解決社會、經濟和環境三個維度的發展問題,具體包括:消除貧困;消除饑餓;良好健康與福祉;優質教育;性別平等;清潔飲水與衛生設施;廉價和清潔能源;體面工作和經濟增長;工業、創新和基礎設施;縮小差距;可持續城市和社區;負責任的消費和生產;氣候行動;水下生物;陸地生物;和平、正義與強大機構;促進目標實現的夥伴關係。其中經濟體內部收入不均、住房短缺、推動創新方面香港明顯落後於其他發達經濟體,如果要提升幸福指數,有「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全面平衡地指引社會向前發展,而不是單純追求經濟數據增長。
相信每個國家或地區都努力打造幸福社會,幸福社會也是全體市民的追求,然則幸福是感性的,構築幸福社會是一個不斷追求的目標。經濟增長是幸福的基礎,但也不是簡單的經濟增長就能帶來幸福,幸福排名位於前列的國家都在思考經濟增長下如何塑造幸福社會。
新加坡一直是處於高收入國家,而且在幸福排名上也靠前。但市民感知的幸福感卻不強,由此新加坡政府在深化經濟轉型的同時,再次強調打造公平與公正的社會,以確保所有的國人都能夠分享國家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福利,尤其是那些建國初期曾經為國家做出貢獻的年長者。在2014財政預算案中,用來闡述社會援助的篇幅比討論經濟轉型的內容多了將近四成,顯示出新加坡政府越來越重視通過採取積極的措施和做法,來進一步確保社會的公平性與流動性,其中房價問題也是政府核心關注點。
丹麥是個富足的國家,但一般社會常見的金字塔結構在這裡並不明顯。實際上這個國家裡幾乎沒有窮人,但非常富有的大富翁也不多,民主、高信任度與福利模式結合在一起,能夠為公民公平地提供社會產品和相對平均的收入。百分之八十的丹麥人,從技術工人到白領管理人員組成了丹麥社會的中產階級。這一龐大的中產階級的存在是丹麥社會安定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丹麥人幸福感倍增的重要方面。但是最近不少專家也指出,隨著哥本哈根的人口快速增長,大舉湧入的新移民引發了住房短缺,尤其是在供不應求的租房市場,世界上最幸福的國家丹麥可能也要因為房價變得不幸福了。
冰島曾經被評為最幸福的國家,包括現在也是非常幸福的國家,他的幸福來自與國民的文化與平等,然而其經濟上的問題,卻導致了國家破產。因此,也不是簡單理解社會公平就能實現幸福,因此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才能實現持續項目。香港在處理社會公平上,必須考慮可持續性這個主題。
對於香港,經濟增長當然是核心要素之一,尤其在創新能力上必須尋找可持續讓香港繁榮的經濟模式,避免冰島的覆轍。同時政府必須充分重視社會的不公平及社會利益的平衡分配,畢竟幸福才是市民的核心追求。因此,下屆特區政府在戰略規劃上,應高度重視聯合國的建議,首要關注社會公平,從市民幸福出發,結合「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為香港制定一個平衡的長遠發展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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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iwell, J., Layard, R., & Sachs, J. (2012). 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12. The Earth Institute Columbi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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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iwell, J., Layard, R., & Sachs, J. (2015). 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15. The Earth Institute Columbia Univercity.
Helliwell, J., Layard, R., & Sachs, J. (2016). 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16. The Earth Institute Columbi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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