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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施永青】科技時代,香港企業的挑戰與機遇

施永青 先生

  • 中原集團主席兼總裁

李卓駿 博士

Mark Sir: 對於香港的競爭力,有些行業是比較樂觀的,有些行業則是持悲觀的態度。比如,香港金融行業,中型投資銀行,一方面政府支持力度也不夠,受規管也也多,另一方面各種成本非常高。又比如,創科可能時機已經過了,深圳已經冒起來並形成產業簇群了,香港再做也比較吃力。也有比較樂觀的行業,例如物流,倉庫的租金只會越來越貴,因為90年代之後,香港基本都沒有新的工廠商廈,但香港的訴求和轉口貿易的發展等對物流訴求越來越高。那麼,當前情況下香港行業發展有什麼挑戰和機遇?

Mr. Shih: 對於金融行業,市場的衝擊力確實很大,比如不少中資公司,以低價策略進入,但同時他們也擁有足夠的資源來戰略性部署香港市場,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等都很難做,一方面人員流失比較嚴重,另一方面美國政府也對他們有限制,對他們的競爭影響很大,沒有以前那樣容易開拓業務。

移民的方向也是行業競爭力的體現,移民一般是從經濟發展差的地方向經濟發展好的地方移動,經濟發展向上,機遇就多。目前香港向上的趨勢開始展現,比外面很多地方都好,所以人才流失也不用太擔心,因為人才能力的發揮也需要有很好的機遇。

人才是一個市場的風向標,人才湧現的地方,市場往往向好,反之也一樣。然而人才的培養更多是經濟需要,產業需要催生出來,甚至比教育界培養的人才更多。業務領域在社會上有往上發展,人才會逐漸培養出來,這些人才的機會也越大。中國很多企業家,年輕時期都不是高校名校讀書出來,甚至連大學都沒讀,例如碧桂園的楊國強,格力的董明珠,都是在實戰中煉造出來的,在大環境提供的機會下,他們的管理能力非常強。碧桂園一年的產量超過香港所有地產商的產量,當他們發現年輕化對公司非常重要時,用兩三年時間就基本實現“年輕化”,膽量非常大、管理能力以及執行力非常強。如果將來大陸的管理人才,既有知識底蘊,又有鬥志,就更有前景。這對於香港,人才如何融入大陸或從大陸獲取人才,對香港行業發展都是一個機會。

Mark Sir:雖然疫情依然存在,但製造業今年其實比較旺,都在爭貨櫃,價格也上升,但普遍反應是沒錢賺,什麼都貴,成本很高。酒店業基本也可以恢復到7成了,但做國內生意的商家就比較慘。現時,香港做生意會遇到的困難和挑戰是什麼?

Mr. Shih: 比較大的挑戰是科技的進步,科技的進步使得為客戶服務的方式,公司內部的管理方式都出現根本性的改變,如果跟不上,一定被人顛覆,我們要適應進入新的時代。好比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時,如果你還是手工工作方式,一定是輸給機械化生產線。如果現在能用到科技的環節你不用,那你就落後了。例如手機,基本成為個人身體的一部分,手機賦能給個人,使得個人能力轉變,個人的生活模式和工作模式也跟著轉變。如果生意和業務,能配合到這種轉變,那麼就可以在這個過程中有較大的得益,如果依舊沿用舊的方式,你會發覺生意越來越少,生意越來越難做。就好比我們地產行業,互聯網獲客的能力決定生意做的好不好。

在香港,數碼化的發展起步早,但是現在看很多企業反而落後。比如他們通常是先做對外服務,再在內部每個部門每個業務單獨建設IT系統,例如財務系統,人事系統,審計系統等都是獨立的。卻沒有一個完整的系統來統籌,數據不能統一,也不完整,就不能全面及時掌握大數據,決策也不會太精準。要推動這個系統的統一,遇到的挑戰很大,包括規劃的難度,各部門個業務的配合度等,各部門往往不願意做出改變。就連老闆,可能都很難推動,一方面要照顧既有利益者,另一方面也擔心風險。但這個工作一定需要老闆來推動,但是很多香港老闆都怕麻煩,也不習慣這麼大的變化,如果交給下面同事去做,各方面都需要去權衡,那就很難推進了。

Mark Sir: 數碼化轉型,有不同方式,是直接內部轉型去做,還是重新投資新的業務推動,還是外判第三方來實現?

Mr. Shih: 越是成功的公司越難,尤其是行業領先者,原來模式已經獲得很好成功,即使看到有新的方式,但是基本不願意破壞原來的模式。從這個角度看,重新投資新模式成功的機會比在原來基礎上做要大得多,在原基礎上轉型一定有很多阻力。當投資新的公司進入時,往往也會受原模式成功的影響,因為新的業務模式往往是虧本的,而且不是簡單的虧損,比如鏈家上市前3年還是很大的虧損,管理者往往沒有這個大的魄力去承受,包括很難面對既有的股東。對於新入市場的公司,如果充裕的社會閒資進入的話,他們推進往往更快,反而更有底氣,新的市場模式會進入顛覆階段。

Mark Sir: 中原地產在內地的領先地位面對類似鏈家的挑戰,你怎麼看這個問題?

Mr. Shih 中原一直推行“無為而治”,而大陸的企業基本是強管控,追求“有為”。中原地產弱管控模式,各個地方有自己的機動性和政策能力,自身調整能力和優化能力很強;但集團的新變化往下推行比較困難,比如談跟地產商合作,集團談完,各個地方可能有不同的態度和合作模式,不能一個政策推行下去,這好比每個聯邦政府制。內地很多機構都是中央集權制,在攻佔市場方面確實有一定的優勢。放大來看,中原地產在內地,是受到“舉一國之力”的競爭者挑戰。鏈家就是一個典型,他全國用一套軟件,加盟店可能已到幾萬家,他們是搭建一個平台,很多人用,規模迅速就上來了。中原地產更多是不同地方有自己的平台,適應性很強,適應地方特點,適應分公司老總管理偏好,但要全國統一難度不小,也一定適應。

在當前時代,科技發展使得時空概念出現轉變,利用科技的能力,企業的願景和定位將可能更大,不少企業起步就以“家國情懷”來定義自己的企業。這從戰略層面就徹底超越很多“小富則嬌”的既有企業。在偉宏的願景下,可以聚集更多優秀的人才,同時也能聚合更多的資本,這些人才在統一指揮下,就能摧城拔寨。香港企業家的願景通常沒有那麼宏偉,而且從視野上看,現在內地企業家的視野高度也是非常高的,通常都是從推動行業、服務社會、甚至是改變社會等角度來思考,而不是純粹的言商賺錢。在這種情形下,借助科技去深入應用,誰能完整全面及時掌握大數據,誰就能做出準確的判斷和行動,甚至實現改變行業和社會。例如地產行業,當房子賣家和買家的數據都被掌握,甚至可以影響地產商的定價和供給等,從另一個方面改變整個地產行業。

Mark Sir:對於香港創業者,是否有哪些空間可以找到新的機遇?在科技時代,是不是基本都是贏者通吃?

Mr. Shih: 在中國,有了阿里巴巴、京東,但還能出拼多多;有了騰訊,還能出字節跳動、Tik Tok。也不只是一家獨大,也可以出現第二第三家,但是要出現更多確實非常難。基本上,頭部的企業都是一個大平台,很多企業都依賴於他或者加盟這樣的平台。基於這些平台的創業機會還是非常大的,例如開一家711也是一個創業機會,只不過更大的利潤是被平台佔有了,但其創業成本也是非常低的。

Mark Sir: 不少人認為香港企業可以幫助內地企業“走出去”,或者大灣區和內地市場也是香港的主要市場。香港企業在大灣區的角色可以是怎樣的存在?

Mr. Shih: 大灣區和內地城市等很多城市的經濟增長都可能比香港快,香港進入內地發展的機會也會更大,比如順豐,原來是一家香港的公司,進入大陸,現在基本上是一家大陸為主的公司。LalaMove創始人是香港人,目前業務大部分都在內地,規模一下子就上去了。同時,不少很早進入內地的公司因為很多不適應的因素也退下來了,但那些在內地能生存的香港公司基本都是大陸化,更過是適應大陸的發展要求、市場特點和公司運營方式,而不是灌輸香港的管理方法,畢竟香港的管理方法不同於幾十年前有超前的優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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