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k Sir: 對於香港的競爭力，有些行業是比較樂觀的，有些行業則是持悲觀的態度。比如，香港金融行業，中型投資銀行，一方面政府支持力度也不夠，受規管也也多，另一方面各種成本非常高。又比如，創科可能時機已經過了，深圳已經冒起來並形成產業簇群了，香港再做也比較吃力。也有比較樂觀的行業，例如物流，倉庫的租金只會越來越貴，因為90年代之後，香港基本都沒有新的工廠商廈，但香港的訴求和轉口貿易的發展等對物流訴求越來越高。那麼，當前情況下香港行業發展有什麼挑戰和機遇？

Mr. Shih: 對於金融行業，市場的衝擊力確實很大，比如不少中資公司，以低價策略進入，但同時他們也擁有足夠的資源來戰略性部署香港市場，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等都很難做，一方面人員流失比較嚴重，另一方面美國政府也對他們有限制，對他們的競爭影響很大，沒有以前那樣容易開拓業務。

移民的方向也是行業競爭力的體現，移民一般是從經濟發展差的地方向經濟發展好的地方移動，經濟發展向上，機遇就多。目前香港向上的趨勢開始展現，比外面很多地方都好，所以人才流失也不用太擔心，因為人才能力的發揮也需要有很好的機遇。

人才是一個市場的風向標，人才湧現的地方，市場往往向好，反之也一樣。然而人才的培養更多是經濟需要，產業需要催生出來，甚至比教育界培養的人才更多。業務領域在社會上有往上發展，人才會逐漸培養出來，這些人才的機會也越大。中國很多企業家，年輕時期都不是高校名校讀書出來，甚至連大學都沒讀，例如碧桂園的楊國強，格力的董明珠，都是在實戰中煉造出來的，在大環境提供的機會下，他們的管理能力非常強。碧桂園一年的產量超過香港所有地產商的產量，當他們發現年輕化對公司非常重要時，用兩三年時間就基本實現“年輕化”，膽量非常大、管理能力以及執行力非常強。如果將來大陸的管理人才，既有知識底蘊，又有鬥志，就更有前景。這對於香港，人才如何融入大陸或從大陸獲取人才，對香港行業發展都是一個機會。

Mark Sir：雖然疫情依然存在，但製造業今年其實比較旺，都在爭貨櫃，價格也上升，但普遍反應是沒錢賺，什麼都貴，成本很高。酒店業基本也可以恢復到7成了，但做國內生意的商家就比較慘。現時，香港做生意會遇到的困難和挑戰是什麼？

Mr. Shih： 比較大的挑戰是科技的進步，科技的進步使得為客戶服務的方式，公司內部的管理方式都出現根本性的改變，如果跟不上，一定被人顛覆，我們要適應進入新的時代。好比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時，如果你還是手工工作方式，一定是輸給機械化生產線。如果現在能用到科技的環節你不用，那你就落後了。例如手機，基本成為個人身體的一部分，手機賦能給個人，使得個人能力轉變，個人的生活模式和工作模式也跟著轉變。如果生意和業務，能配合到這種轉變，那麼就可以在這個過程中有較大的得益，如果依舊沿用舊的方式，你會發覺生意越來越少，生意越來越難做。就好比我們地產行業，互聯網獲客的能力決定生意做的好不好。

在香港，數碼化的發展起步早，但是現在看很多企業反而落後。比如他們通常是先做對外服務，再在內部每個部門每個業務單獨建設IT系統，例如財務系統，人事系統，審計系統等都是獨立的。卻沒有一個完整的系統來統籌，數據不能統一，也不完整，就不能全面及時掌握大數據，決策也不會太精準。要推動這個系統的統一，遇到的挑戰很大，包括規劃的難度，各部門個業務的配合度等，各部門往往不願意做出改變。就連老闆，可能都很難推動，一方面要照顧既有利益者，另一方面也擔心風險。但這個工作一定需要老闆來推動，但是很多香港老闆都怕麻煩，也不習慣這麼大的變化，如果交給下面同事去做，各方面都需要去權衡，那就很難推進了。

Mark Sir: 數碼化轉型，有不同方式，是直接內部轉型去做，還是重新投資新的業務推動，還是外判第三方來實現？

Mr. Shih： 越是成功的公司越難，尤其是行業領先者，原來模式已經獲得很好成功，即使看到有新的方式，但是基本不願意破壞原來的模式。從這個角度看，重新投資新模式成功的機會比在原來基礎上做要大得多，在原基礎上轉型一定有很多阻力。當投資新的公司進入時，往往也會受原模式成功的影響，因為新的業務模式往往是虧本的，而且不是簡單的虧損，比如鏈家上市前3年還是很大的虧損，管理者往往沒有這個大的魄力去承受，包括很難面對既有的股東。對於新入市場的公司，如果充裕的社會閒資進入的話，他們推進往往更快，反而更有底氣，新的市場模式會進入顛覆階段。

Mark Sir: 中原地產在內地的領先地位面對類似鏈家的挑戰，你怎麼看這個問題？

Mr. Shih 中原一直推行“無為而治”，而大陸的企業基本是強管控，追求“有為”。中原地產弱管控模式，各個地方有自己的機動性和政策能力，自身調整能力和優化能力很強；但集團的新變化往下推行比較困難，比如談跟地產商合作，集團談完，各個地方可能有不同的態度和合作模式，不能一個政策推行下去，這好比每個聯邦政府制。內地很多機構都是中央集權制，在攻佔市場方面確實有一定的優勢。放大來看，中原地產在內地，是受到“舉一國之力”的競爭者挑戰。鏈家就是一個典型，他全國用一套軟件，加盟店可能已到幾萬家，他們是搭建一個平台，很多人用，規模迅速就上來了。中原地產更多是不同地方有自己的平台，適應性很強，適應地方特點，適應分公司老總管理偏好，但要全國統一難度不小，也一定適應。

在當前時代，科技發展使得時空概念出現轉變，利用科技的能力，企業的願景和定位將可能更大，不少企業起步就以“家國情懷”來定義自己的企業。這從戰略層面就徹底超越很多“小富則嬌”的既有企業。在偉宏的願景下，可以聚集更多優秀的人才，同時也能聚合更多的資本，這些人才在統一指揮下，就能摧城拔寨。香港企業家的願景通常沒有那麼宏偉，而且從視野上看，現在內地企業家的視野高度也是非常高的，通常都是從推動行業、服務社會、甚至是改變社會等角度來思考，而不是純粹的言商賺錢。在這種情形下，借助科技去深入應用，誰能完整全面及時掌握大數據，誰就能做出準確的判斷和行動，甚至實現改變行業和社會。例如地產行業，當房子賣家和買家的數據都被掌握，甚至可以影響地產商的定價和供給等，從另一個方面改變整個地產行業。

Mark Sir:對於香港創業者，是否有哪些空間可以找到新的機遇？在科技時代，是不是基本都是贏者通吃？

Mr. Shih： 在中國，有了阿里巴巴、京東，但還能出拼多多；有了騰訊，還能出字節跳動、Tik Tok。也不只是一家獨大，也可以出現第二第三家，但是要出現更多確實非常難。基本上，頭部的企業都是一個大平台，很多企業都依賴於他或者加盟這樣的平台。基於這些平台的創業機會還是非常大的，例如開一家711也是一個創業機會，只不過更大的利潤是被平台佔有了，但其創業成本也是非常低的。

Mark Sir: 不少人認為香港企業可以幫助內地企業“走出去”，或者大灣區和內地市場也是香港的主要市場。香港企業在大灣區的角色可以是怎樣的存在？

Mr. Shih： 大灣區和內地城市等很多城市的經濟增長都可能比香港快，香港進入內地發展的機會也會更大，比如順豐，原來是一家香港的公司，進入大陸，現在基本上是一家大陸為主的公司。LalaMove創始人是香港人，目前業務大部分都在內地，規模一下子就上去了。同時，不少很早進入內地的公司因為很多不適應的因素也退下來了，但那些在內地能生存的香港公司基本都是大陸化，更過是適應大陸的發展要求、市場特點和公司運營方式，而不是灌輸香港的管理方法，畢竟香港的管理方法不同於幾十年前有超前的優越性。